文史长廊
史海钩沉:川东地下党在渠县
2019-08-08 09:26:22  来源:四川党建之声  浏览:

一是发展党员,建立组织。1939年,有庆籍人孙永昌在渠县临巴镇公所任干事时,由川东地下党临巴支部书记唐毅将其介绍入党。1943年,中共临巴地下党组织暴露,受到国民党追捕,川东党负责人接上级党组织指示:“隐蔽精干,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”的12字方针,孙永昌被迫返回原籍按兵不动。1947年秋,中共川东工委派周兴民、李家庆、熊扬三人回渠县恢复组织,发展武装力量,熊扬到有庆与孙永昌取得联系,安排任务,并派唐玉辉助孙永昌工作,发展张良成、文汉立、孙常盛、王卓成等为党员,建立支部,由唐玉辉任书记,孙永昌、文汉立、张良成、周治法为委员。孙永昌等人利用当时有庆地区的南北派系活动为借口,组织“生期会”,广纳会员250多人,传播革命道理。194812月,唐玉辉、张良成两人在元宝乡开辟群众工作,发展周天久、姜其玉(女)、周德秀(周解放后叛变)等十多人为党员,建立元宝支部,由周德秀任支书,周天久、姜其玉为委员。1949年元月,上级派陈立洪到嘉禾地区开辟工作,发展王仕遂、王洪金、伍本钊、王洪江、万正一等为党员,建立嘉禾支部,由王卓成任书记,王洪金、伍本钊为委员。19493月,孙永昌到望江乡谢家山地区接替原负责人熊涛的工作,发展曹文义、钟泉清等十数人为党员,建立望江支部,孙永昌任书记,钟泉清、熊涛为委员。上级派谭建孝、宋连仕二人直接插入定远地区,发展叶丰汉、王开敏、董明荣等为党员。川东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有庆地区的革命斗争,自1947年起到1949年,先后派熊扬、唐玉辉、谭建孝、宋连仕、刘兆钦、孔庆林、陈立洪等人指挥有庆地区的革命活动。到19499月底,共建立地下党支部4个,中心支部1个,发展党员63名,掌握积极分子700余人,组建武工队,向国民党当局展开一系列的斗争。

二是团结群众组织“三抗”斗争。民国政府因内战需求,越发加重人民的兵员、粮税负担,到处抓丁派夫,勒索捐锐。1948年秋,有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指挥“三抗”(抗兵、抗税、抗粮)斗争,派党员到有工作基础的地区,分头组织“抗兵小分队”“抗兵团”。把贫苦的青壮年组织起来,白天干活,互相呼应,晚上集中,研究对策。党员孙常盛领导的元宝三个抗兵小队,成员40余人,把可能被拉的男性青年集中在一起,晓之以革命道理,贯输以一争方法,树立抗兵的信心,党员周天久领导的抗兵队员雷凤鸾不慎被拉兵,抗兵队庚即托有庆场上的袍哥杨焕廷去镇公所说情放出,进而增强队员抗兵的信心。他们还规劝、指挥有进步倾向的保长,利用国民党提出的“有钱出钱,有人出人”的征兵政策,向富绅人家索派买兵费用,而将卖“兵贩子”(长期贩兵,得钱后设法逃出来的人)充数抵“靶”。如有庆第三保用富绅出钱收买兵贩子郝仁杰抵靶,嘉禾二保令富户积资赎买刘昌元当兵。

抗粮、抗租、抗捐锐,从两个方面入手,对国民党基层粮政人员晓以大义,使其不致过火追究贫苦人纳粮,对贫苦的佃农则鼓励其不向地方交租,向当局抗粮,有庆的粮库主任罗怀安,其任期内的文字、账务工作依靠党员张开阳帮助,地下党通过此种关系,引导罗某倾向于地下党。在征粮问题上采取应付当局的态度,对贫苦农户的欠粮,马虎催问了事,有庆第三保佃农刘良礼,佃种地主之田,1949年该交租十数个老石,一粒不交。党员周天久所住的第十保,1949年内大部份贫苦农户没交一颗粮。在进行抗粮、抗租的同时,还通过调查研究,利用当局执政上的种种弊端,寻找抗粮借口,使之无理逼粮。如地下党获知有庆乡第十保有县府民政科长范静秋,置田120挑,其粮额仅为1.2元,每挑田谷占粮额1分钱,而该保贫苦农民所占田谷,每挑则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标准,于是鼓动农民向县府指控,迫使当局不得不减少普通农民的赋额,增加范某的赋额。在抗捐税问题上,亦有创举。有庆镇长孙钟操纵把持收刮有庆的屠宰税收,常派心腹孙学思、孙学光深入民间拉“厘金”(强迫交纳屠宰税,乃至罚款),地下党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交屠宰税,包税的豪霸无可奈何。1949年春,国民党为巩固巴山防线,抵抗解放军入川。在城口、万源一线普设防务,军粮物资全赖人力挑运供给,有庆地区奉令征集“铁肩队”(用人力硬挑军粮物资),但凡地下党活动的保甲,一名铁肩队员也派不出去,当局无法,又变换手法,逼令有钱人出钱,收买贫苦民众充当铁肩队,结果仍无获。党员周天久是当时有庆镇第十保的梭巡队员,负有催收入捐税之责,每当税捐到来之时,周用种种方法对抗,镇公所治他失职之罪,关押三次了事。

三是坚持统战工作,打击顽固派。坚持统一战线,争取基层政权人员,建立两面派政权,打击顽固派,是有庆地下党组织的又一个斗争策略。1947年,熊扬到有庆嘱孙永昌要争取地方上的实权人物,并介绍唐毅培养的统战对象糜伯熙的情况。糜伯熙是有庆地区的袍哥,任过渠县特委会秘书和治安中队长,在地下党的培养下,起过一定作用。如1949年渠县特委会几次追捕有庆地下党负责人孙永昌、张良成时,糜伯熙每获知消息便督令其子糜桂生通风报信,使之转移。19493月,党的干部唐玉辉、段景鄂被迫由渠县转移南充,行至蓬安县境的福德乡被捕拘押于旧乡公所,请糜伯熙向时任福德乡长熊炳乾求救,熊得糜之信函,便将唐、段释放,后熊以“私通异党”之罪名,在清剿期间被枪杀在渠县南门大操场。嘉禾支部争取乡公所主任王家槐,王家槐是乡长陈有忠之心腹,被争取后颇为同情革命。后该支部在搞武装斗争中,王总是尽力支持,上下应付,顶压诸多非议,使地下游击武工队的建立和发展较为顺利。此外,地下党在建立统战工作的同时,还针对性的打击地方顽固势力。在搞两面政权中,乘国民党基层政权人事变动之际,用参进去、拉出来的办法,掌握保一级政权,如有庆、嘉禾乡当时有二十个保,有七个保长被地下党争取,安插六个党员到保内担任副保长及保队副,有七个副保长或分队副是地下党的外围群众。

四是抗清剿,保自己,壮大组织。1948年,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,企图靠西南一隅为其复兴基地,除在军事上严加布防于大巴山外,为安定后方,又在政治上严加肃整,加之川东地下党领导的“岳(池)武(胜)合(川)华莹山区”起义失败暴露后,国民党更加严密监视川中的地下党活动。1949年初,国民党108军罗广文部坐镇川东清剿地下党,称地下党为“共匪”“奸党”“异党”,意欲全歼剿尽而后快,将清剿司令部设大竹。六月,其军事清剿深入有庆地区,派李楚凡的突击营两个加强连进驻有庆场上,营部安置在有庆,由李楚凡等坐镇指挥有庆地区的清剿活动,清剿军到后,召开各种会议,广出布告,号令“奸党”分子自首。各支部利用其基层政权的合法身份,参加其清剿会议,刺探其布置,在清乡军下令广设岗哨盘查哨时,派党员担任盘查哨长,在清乡军严密清理“国民身份证”时,地下党员利用职务便利,拿出空白国民身份证供外来者灵活使用。嘉禾支部的党员伍本钊、陈元仁利用教师的身份,主动接近绥靖工作组长白梦麟,刺探其清剿布置,利用帮白梦麟办宣传壁报,助排练剧目之机,拖敌于烦琐事务之中,勿使其有过多精力从事“清剿”活动。突击营在有庆地区两个月的“清剿”活动,地下党毫发未损。清剿刚结束,为适应斗争需要,19498月,建立有庆中心支部,与川西地下党负责人张乐山合作,得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指示。

五是组织地下武工队,迎接解放。19499月,川东地下党有庆中心支部在有庆和嘉禾地区各组建一个武工队,下设五个分队,有队员170余人,嘉禾武工队以王洪金为中队长,王卓成为指导员,下设三个分队,队员84人,扎营于嘉禾、㶍渡交界的蔡家祠堂,吃粮由㶍渡挺进军支队长雷中民(亦称雷忠民、雷宗民)支拨。有庆武工队孙永昌兼任中队长,下设两个分队,有队员81,两中队拥有长枪104支,手枪6支,刀矛12把,各类子弹2000余发,都是控用国民党乡、保政权中的武装。武工队建立时,得川西党负责人张乐山支援,送来仿二式步枪二支,手榴弹二枚,武工队保护粮仓和交通设施。有庆镇长董明光勾结镇干事唐科宇,趁紊乱之际,三次企图分吞囤存于有庆镇属保内民仓之积谷,皆被有庆武工队员查获阻止,保全后交人民政府使用。嘉禾武工队派便衣队员秘密去中滩监视国民党败军溃退迹象,提防其炸毁关键性的中滩公路桥梁,注视县长刘炳中、专员邱仲丕的溃逃行踪,以便堵截。

19491213日,有庆地区派来共产党的工作队,与有庆地区川东、川西地下党负责人联系组建新政权事宜。1950年元月,川东、川西地下党所领导的武工队统一合编为有庆区中队,收缴国民党时期的公私散存械弹,维持社会治安。3月,到渠县集训整编后,大部队员留用于地方武装部队的区中队、警卫营中服役。(四川省渠县地方志办公室雷映松供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