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史长廊
史海钩沉:红军解放前之渠县
2019-09-05 08:40:03  来源:四川党建之声  浏览:

民国8年(1919年),四川开始形成防区制。各个军阀为争夺防区,连年混战,渠县深受战争之害,人民苦不堪言。

十多年间,渠县境内的军阀混战十余次。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、二军混战。为争夺渠县,刘湘指使杨森率二军3万多人进攻渠县,熊克武部下但懋辛(一军军长)率部与之对敌。双方首先在渠县卷硐乡激战,一军退入渠城,二军追至渠东,炮轰渠城,一军逐步后退。继后两军先后在新市、宝城、有庆、中滩、静边等地混战。这次混战月余,祸及渠县南部地区,战火烧百余里,“铳炮之声不绝”。最后,一军虽然打败了二军,但此次混战,渠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,死伤数千人。

防区时代,赋税由驻地军阀自行决定。每个军阀到渠县都要摊派粮款,稍迟即被扣押或坐牢。1923年五易驻军,六易知事,数次摊派粮款。1924年1月,军阀王宗良派款20万元,9月,廖震(廖屠户)又派款,10月,刘存厚部入渠再次派款,渠县被各个军阀多次反复盘剥,到民国15年,渠县为罗泽洲防区,每年按83439元(银元)征粮税3次,开预征先例,当年共征250317元;民国16年,预征7次,共征584073元;民国19年,预征9次,共征750951元;民国20年后,每年按84904元预征6次。从民国15年到民国24年,10年共征田赋4966851元,平均每年征496685.1元,为民国初年田赋的6倍。

此外,另征军团费、司法费、中校费、兵差费、县志费、市政费、客军伙饷、“剿赤”补助费、临时费、保安费、慰劳费、粮柱票钱、团甲手续费等13种附加税。10年共征1255875.8元,平均每年征125587.58元,加前述田赋,平均每年共征622272.68元,为民国初年田赋7.54倍,为清末赋税的8.53倍。

民国13年4月,11师师长罗泽洲派熊玉璋旅驻防渠县,渠县成为军阀罗泽洲防区。民国17年12月底,杨森被刘湘打败,率残部5师2旅逃到渠县,罗泽洲安排杨部分驻渠县三汇、土溪、流溪、有庆等地,军部驻城东,军需由罗部供给。罗为保障供给,不惜加重渠县人民负担,每年除预征田赋7至9次外,另征客军伙饷。罗、杨两部驻渠近5万人,一个县供养几万人的军队,渠县人民不堪重负,驻军费用也时有困难。杨部是客军,要靠罗泽洲供给,没有征收赋税的权利,再困难也只得忍耐。

民国19年10月,罗泽洲下属哗变,杨森乘机赶走罗泽洲,渠县成为杨森防区。杨森霸占渠县后,有了征收田赋的权利,除每年预征6次田赋外,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达40多种。以“烟苗捐”为例,种鸦片要征“烟苗捐”,不种鸦片的要征“懒捐”,吸食鸦片的要征“红灯捐”。民国20年,杨森部征“烟苗捐”(不含懒捐和红灯捐)5万元,民国21年征8.4万元,先后共征33.4万元,平均每年征3.34万元,加上田赋和各种附加税,总计征95.63万元,为民国初年田赋税收的11.59倍,为清末田赋税收的13.16倍。杨森部驻渠的赋税超过他的恩人罗泽洲,也超过民国初年,更超过清朝末年,是渠县历史赋税最重的时间,也是渠县人民遭受苦难最深重的时期,人民无以维生,流亡转徙,饿殍载道,短时期死亡11万多人。

渠县的耕地多集中在地主手里。占总人口10%的地主占有耕地81%,而占总人口90%的农民只占耕地19%。农民为了生存,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,其租谷一般是三七分成,个别地主甚至用倒二八分成,即农民一年辛苦到头,只能得到三成或二成。正常年景,农民交了地租所剩无几,增加点糠菜,还可勉强活命如遇自然灾害,租交不齐,只有接受高利贷盘剥。

高利贷利息一般是三分六,如借10元,年息3.6元。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贷陷阱,难以自拔,甚至家破人亡。

渠县人民除了遭受军阀混战、沉重的赋税、地主的盘剥,还要受土匪抢劫和自然灾害之苦,听说红军已到通南巴,穷人翻身得解放,心中暗自高兴,盼望红军早日到渠县。

(渠县地方志办公室 雷映松)